星空体育平台香港是个种族和语言的万花筒，自1841年开埠起，香港就作为一个自由港，迎接着世界各地的商人、海员、冒险家和雇佣军。虽然一百多年来华人一直占据了香港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但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人们仍然将这里变成了一个大熔炉，和当地华人共同创造了香港的奇迹。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怀抱，居住在香港的外籍人士，能适应中国香港的新生活吗？今天让我们来讲讲他们的故事。
香港电影界传奇的澳大利亚摄影师杜可风，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自称是“一直忙着在国际上给华人争光”的“生了皮肤病的中国人”。从澳大利亚到香港到内地，他将自己的发展足迹留在机会最多的地方。他讲述一个特殊的港人回归后的故事。如今他把自己定位为“新中国人”。
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署署长谢肃方（Stephen R.Selby）1974年第一次来到中国，从此他的生活与这片土地联系起来。80年代，他开始在香港政府做公务员，并参加了中英联络小组，还参与了香港新机场的建设。回顾前，他面临着去还是留的选择，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使他留在了香港。回归后他成为了第一个代表中国参加国际会议的英国人。如今每次到新机场他都有特别的感受。而回到伦敦他说自己像客人。谢肃方谈他与中国、他与香港、他与中国文化。一位生于香港的印巴裔教师努力融入香港社会的故事。
杜可风，香港著名电影人,他出生在澳大利亚，香港回归前，他作为摄影师活跃于香港电影界；回归后他的电影事业已经发展到了内地。
谢肃方，英国人，香港回归前，他曾作为前港英政府的高官，参加过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回归后，他留任香港知识产权署署长至今。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来自三个大洲的外籍人士的香港故事。回归前，他们曾经面临选择，也曾经困惑彷徨，但最终他们选择了留下来，至今仍享受着香港的自由与开放。
杜可风：我那个时候二十岁左右，我在做海员，我是从海上来香港的，我是搭很大的船来的。我对香港印象最深刻的是，因为它是一个港口，我在澳大利亚的一个港口出生长大，我在海边长大，天天冲浪。所以我觉得海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杜可风”这个名字永远和电影联在一起。他在香港成功，所以大家都忘了，他的真正的出生地是澳大利亚。“杜可风”原名“杜尔”，父亲是悉尼的一位医生。1981年他追求的一位香港女老师给他起了“风”这个中文名字。这位教诗歌的女性一定没想到，今天，全世界影迷都记住了这个名字。
杜可风：我什么都不懂，人家拿了一部摄影机给我，我就开始拍，到现在为止，我只不过知道绿色的那个点可以开机，其它的我不太清楚。
摄影师杜可风是香港电影金像奖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奖项的外国人。他非常善于用那口流利的普通话给人们带来快乐。
杜可风：他们说我是澳大利亚人，不过以前我说我是有皮肤病的中国人。那个病你放心不会传染。
杜可风：不知道为什么，我比较习惯说普通话，可能是因为我爱过的女人都是讲普通话。大部分。
杜可风：语言也代表一种社会变化。语言也代表一种人对自己的自信。我觉得普通话对我来说，是比较适合我的。
在杜可风拍摄的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香港生活的外国族群的身影,印巴社群是香港最大的外籍社群之一，目前在港人口约为三万五千人。
沈蔚蓝：我特别开心去哦在香港出生，我觉得很特别，香港，一个特别的地方。而且可以让我发挥我想发挥的东西。
沈蔚蓝出生在一个香港的印度裔家庭，他们已经在香港生活了三代，她的母亲沙马也出生在香港。她的童年记忆中，仍保留着对旧时香港的回忆。
沙马夫人：香港以前很安静，人少，不用挤车，人的生活很简单。就是我们比如说，那个时候住的屋子是四层的唐楼。
沙马夫人：我还记得有个人，整天担着两个箩，那些木桶，拎着豆腐花、红豆沙、绿豆沙，每天四点来钟就来到我家楼下那里，就这样很多人来买。在纸里包着钱就扔下去，他就扔一包拎上来。
香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经济腾飞，传统华人社会的宁静生活很快被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喧嚣脚步所打破，在初到者的眼中，这时的香港充满了惊奇。
谢肃方：当时在英国，星期六有足球比赛。比赛完了以后，观众全都一起跑出来，在街上走。我来到香港以后，觉得香港天天就这样。
谢肃方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汉语，为了接近他所钟爱的中国文化，1978年他来到香港，在港英政府当了一名公务员。他说，选择来香港是因为自己中文老师的一句话。
谢肃方：很多人想学一种语言，他可以学得很好，但是没有什么话好说。当时他鼓励我：除了语言以外，一定要学文化历史，不然会一口流利的中文，没有话好说，那不行。
香港至今仍在沿用的英文路名记载着历史的沧桑，虽然百年来华人一直占据了香港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七以上，但曾享有的特权，使部分外来族群一直漠视着当地的生活和文化。 只有那些真正热爱这里的人才会倾心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文化
前港英政府的英籍高官曾这样形容香港――这是一个“借来的时空”，当时间的脚步走向这个时空的终点时，每个人都要做出选择。
1984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与中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已成定局。一位旅港英国作家在他的书中写到：“1997年已经盘绕在民众心里，从那时起，香港半数以上的人只谈九七，其他什么都不谈。”
沈蔚蓝：1997年的时候，好多香港人开始想自己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在这之前，没有特别反思过，他们突然之间，要为自己定位，就要选择。我的一些朋友开始想，他们到底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
1997 年，摄影师杜可风和香港导演王家卫选择远赴阿根廷拍摄电影，很多人都对他们的选择不解，为什么偏偏在回归前选择一个离香港最远的地方呢？
杜可风：因为我们以前拍过《堕落天使》、《重庆森林》，很多人在模仿。你怎么往前走，你不要模仿自己，那个时候我想我们的心态是，离香港最远的地方是哪里，果然是阿根廷。
杜可风：要留在这里的人，其实他有一个肯定这个地方的心态才来的。而且比较清楚，为什么在这里的一种心态。
在杜可风的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远在阿根廷的男主人公给故乡的父亲打电话，却欲言又止。评论界认为回归前后，杜可风拍摄的影片，充满了反思色彩。
杜可风：你看这部电影基本上百分之八十左右，是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那个房间很像香港任何一个地方。很多人会问我，你为什么跑那么远，为了拍一部百分之百是香港的故事，我想大概是这个过程。你出生的或者长大，或者生活的那个空间，对你来说在哪里，它是在外面吗？不是，它在心里。
九七迫近，当时，对于港英政府中工作的英籍公务员来说，去留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借来的时空”要归还了。
谢肃方：当时英国政府提供，如果想在回归以前，提早退休的，可以有一些比较优待的待遇。第二种情况，他从事的一些工作是很敏感的，英国政府基本上不愿意他们留在香港。
谢肃方：我不愿意离开，觉得基本法第一百条，对当时的公务员提供了一种保障。我觉得我留在香港，应该是没问题的。
1990年，围绕香港新机场问题，中英双方突然出现争执。九七前景又变得不明朗了。
香港新机场建设耗资巨大，它不仅跨越九七，并对香港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中方强烈要求将这一基建项目列入中英两国政府磋商的范围。英方未得到中方认可，独自在海外招标，结果遭受重创，最终回到了谈判桌上。作为香港新机场建设的融资负责人之一，英籍公务员谢肃方参与了当时与中方的交涉。
谢肃方：有的时候，我们的讨论不太愉快，不太顺利。有的时候差不多到吵架。但是就是在那个会议厅，有这种不好的气氛，一出来了，都没问题了，大家都是朋友。
1991年9月3日，《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生效。这份备忘录的面世经历了并不轻松的长达11个月的外交谈判。光是谈判用纸就达半吨之多 。
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特区政府内保留了大批外籍公务员，其中很多人在特区政府内担任高官，他们的权利得到了法律保证。《基本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香港特区政府可任用持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英籍和其他外籍人士担任政府部门的各级公务人员。
香港回归后，前港英政府留任的公务员谢肃方担任了香港知识产权署署长。1997年9月底，谢肃方接到通知，希望他作为中国香港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参加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世界知识产权大会，并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在大会上发言。
谢肃方：我就用英语发言。很多人看了，这是怎么样的一件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是不是我乱插口。看到我鼻子高，眼睛大大的，以为我是从吐鲁番或者从新疆来的，当我是尔人。
根据《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官员可以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在国际会议中发言。英籍人士谢肃方没想到，回归后，这一条文在他身上得到了首次实践。
香港特区政府官员谢肃方也创造了一项记录，他成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中，在国际组织大会上发言的首位外籍人士。
回归后，摄影师杜可风拍摄了电影《花样年华》，这部影片充满了迷人的中国色彩，之后，他的电影事业开始向内地发展，先后和内地著名导演合作拍摄了《英雄》《绿茶》等多部影片。
杜可风：我想我个人的个性可能是这样的，可能是我也是来自一个很多年的殖民地，甚至澳大利亚到现在为止，英国女王是我们的头，我们的领导星空体育·(中国)官方网站，那是很奇怪的，因为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摄影师杜可风祖籍爱尔兰，出生在澳大利亚，生活在香港，而这三个地区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杜可风就像他的名字，曾像风一样遨游世界，刻意接触多种文化，寻找自己精神上的归宿。
杜可风：其实我到了法国，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那个环境，我觉得他们做的跟我们的心态完全相反，他们是一种很保守，很尊重他们自己的那种文化的出发点，它一点都不开放。反而我们的空间更开放。
有人说香港是世界上最有戏剧性的城市，在同一条街上你可以看到最传统与最现代的建筑，可以感受到最东方与最西方的文化，你既可以在喧嚣的兰桂坊酒吧狂欢达旦，也可以在星光剧院里聆听古老的粤剧。回归后，香港文化的包容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杜可风：我住的地方旁边是户外电梯，全球最长的户外电梯。其实我住的地方是《重庆森林》里面，王菲进去打扫的那个空间，就是我的家。
杜可风：它有这个特点，过一条路就是最老的，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没有太大变化的一个市场。不过旁边隔一条路，就是最西方的高楼大厦，这里因为空间挤在一起，所以对比比较强烈。
杜可风：它有一种自在，有一种舒服的，一种很熟悉的，其实也有一个幻想在里面。我想香港就是这个特点。
香港终于让杜可风找到了如家的感觉，他的加入也给香港电影带来了多元文化的气息。
杜可风：我这辈子三分之二，在做三分之二外国人，所以我习惯这个。外国人的特点是观察力比较尖锐一点，会看到一些当地人看不到的东西。
作为香港最大的外籍社群，印度裔港人在努力融入香港社会的同时，也在努力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及文化传统。
沙马夫人：有时候，孩子们会觉得我很烦。印度的习惯，出门的时候不准从背后叫人，印度人觉得这样不礼貌。孩子们出门的时候，我教给孩子们不要在背后叫人，他们整天问为什么是这样的，我真的不清楚。但是我妈妈以前就是这样教我的，就是这样的规矩。
沙马夫人：我女儿喜欢说她是一个香港人，我觉得也是，她在香港出生，吃的东西也是香港的东西，朋友也有很多是中国人。
沈蔚蓝：香港给我的感觉，香港男女平等也挺好，而且我爸爸妈妈教我，你可以和一个男孩一样，一个男孩可以挣多少钱，你也一样可以挣多少钱，你一样可以这么独立。
沈蔚蓝身边的朋友几乎都是本地华人，她的生活和普通港人没有任何区别。在生病的时候，她甚至选择看中医吃汤药。
尽管沈蔚蓝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纯正的香港人了，但每次出门上街，她仍然受到大家特别的关注。
沈蔚蓝：由上车到下车，司机一路和我说话，问我的历史，问我为什么会在香港，我觉得香港人怎么样，觉得香港好些还是印度好些。就由开始开车直到尾，一路讲我的历史。我一路讲我自己，我就清晰了我自己是什么人。
1997年10月20日东南亚金融风暴登陆香港，10月21日，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65.33点。祸不单行，2003年非典在香港突然爆发，全港大约300人被非典型肺炎夺去生命。香港经济一度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沈蔚蓝：我看到好多香港人很有信心，很乐观的。那些医生护士，他们很努力地去工作。不管一个地区或者是一个人要进步，都会遇到一些阻力，不可能样样都好，否则你就不会成长了，它会帮助香港的成长。
谢肃方：当时我觉得香港人能够意识到，我们跟内地没有这种很密切的关系，香港基本上不行，很多人的态度开始变了。
2003年5月8日，中央政府首批抗非典援港物资运抵香港。在接到特区政府的求助后曾特别批示：所有送港医疗物资，必须保证质量和保证供应。包括将来需要的护理人员的费用，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
2003年，为抗击非典，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起「1:99电影行动」，邀请了香港十五位导演拍摄了十一条短片，鼓励港人逆境自强、携手互勉星空体育·(中国)官方网站，杜可风也在其中义务出演。
相信2003年第二十二届香港金像奖颁奖典礼将使很多人终生难忘。在非典期间举办的这届颁奖典礼上，香港电影演艺界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杜可风因《英雄》一片，获得了这届金像奖的最佳摄影奖。
杜可风：今天回家了。其实我觉得今天是我看过香港电影界最团结的一次。今天不是因为什么理由，只是因为这些人是这样过来的，我是这样过来的。谢谢。
从金融风暴到非典，“打不死”的香港精神和成熟商业社会的运行模式在努力支撑着港人度过难关。中央政府对香港政策上的支持使香港市民逐渐恢复了信心。2004年开始，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实施，香港经济走出低谷，出现良好的势头。
在香港很多人都知道英籍公务员谢肃方热爱中国文化，他喜欢收藏中国古代兵器，还曾出版多部研究中国骑射技艺的专著。
回归后，两地距离的拉近给了谢肃方更多接触中国文化的机会，为了切磋射艺，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内地，从蒙古草原到西藏高原。但有时内地的习惯让他不太适应。
谢肃方：有的时候我觉得融不进去，为什么呢，我是当官的，到内地去，就是说我想骑马射箭，当地的村民，当地的地方政府的人，知道我在香港是当官的，你不要骑马了，怕你摔倒了，你是官员，我们负责任的。这样的情况，我好像是被保护的动物一样。
沈蔚蓝一家5口人，她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她的弟弟回归后也开始去中国内地做生意。
沈蔚蓝的弟弟：有些人觉得我会说中文很奇怪。就说，你会说中文？我给内地来的人打电话，讲电话讲了很久，到去见面了，走到他面前，他说：“啊？原来是你啊？”他们以为是广东人。就是说你的广东话，电话里是听不出来，听不出来你是外国人，印度人。他们见到面都吓着了，以为不知道是谁。很多时候会发生这种事。
如今，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关系日益紧密，二十四小时通关、自助通关等措施更缩短了两地的距离，这也让生活在香港外籍人士看到了机遇。
沈蔚蓝：我觉得我的未来，我会做生意。我想去广州发展，我想去中国内地发展，所以我想学普通话，和那里的人沟通。我想中国内地有很大的市场给我去开些学校。现在中国内地都和西方国家做很多交流和做生意，英语要狠好，如果我开一间英语学校，可以由小至大，可以教他们说好英语。我的特长就是读书和教学、口语，培育他们口才和写作的技巧，我想会很好，中国内地会发展得很好。
回归后与内地近距离的接近，让摄影师杜可风更加了解中国，他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细微感受，全部倾注在了电影事业中。
杜可风：一百年前的最国际化的两个城市是柏林跟上海，现在又是。觉得有一种，对我来说是很自在的感觉。我觉得是应该的。我想很多中国人有这种心态，就是说，等待，一切都会好。我自己看这个过程，我也很骄傲，其实。我觉得中国又一次站起来了那种感觉。
沈蔚蓝：我的未来会是很好的，很特别。我觉得自己很特别，我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在香港土生土长，受西方的影响，有印度的血统，英籍的护照，一种什么都有的，塑造出来的香港人。
沈蔚蓝：香港为什么这么特别？因为有很多我这样这么特别的人在这里。有很多的，而我们要睁开眼睛去看。我觉得香港人没有说，不行啊，你是印度人特别不好，或者你是英国人，你是特别自豪，他们没有这种观念。香港人什么都能接纳。
有人说，作为一个开放的自由港香港，如同一个语言和文化的万花筒，回归后，它的多元文化得到丰富，香港一如既往地张开臂膀，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友人。